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朱学范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我们民革德高望重的名誉主席朱学范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７日在京逝世。我们为失去这位敬爱的老领导而深感悲痛。
朱学范同志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统一奋斗了一生，为民革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执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们，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朱学范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他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代，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人生道路。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朱学范同志的经历便是这一论断的证明。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都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审时度势，作出正确抉择，最终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朱学范同志的政治生涯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青年时期因家贫辍学，在上海当邮政工人，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特别是对遭受外国资本家欺压和剥削的中国工人，更是寄予无限同情。因此，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不断探索中国工人运动的正确道路，逐步认识到，在旧中国，工人运动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必须同民族事业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乃至中国人民的解放，首先必须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和平、民主、平等的社会。从此，他努力争取和团结所联系的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组织邮政职工战地救护队，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开始，他率领工人武装别动队参加战斗。
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抗战。他排除各种干扰，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会和陕甘宁边区工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先后同边区工会代表邓发、刘宁一等一道出席国际劳工会议，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事迹，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各国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朱学范同志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劳动协会工人保护会场，保护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等爱国民主人士。他毅然拒绝出席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因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解除职务，并受到通缉。他被迫避居香港，国民党特务又制造车祸，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一切，并没有使朱学范同志屈服，他更加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继续斗争。
朱学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并肩战斗。在他担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和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期间，同事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合作共事，互相支持。他与领导工人运动的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李立三、邓发、刘少奇、陈云、刘宁一等，有过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和帮助。特别是在重庆期间，他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更是受到莫大的鼓舞。他从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真正代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而自觉地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
１９４８年初，在刘宁一同志的帮助下，朱学范同志毅然奔赴东北解放区，是最早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抵哈尔滨的第二天，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伟大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复电对他的革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热烈欢迎。不久，他又和陆续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５５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坚决反对中间路线，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早日成功，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此后，他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第一届政协大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朱学范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为民革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６年底，朱学范同志出走香港以后，与在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同志等一起，开始酝酿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把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政府的斗争。朱学范同志参加了筹备小组的工作，并被指定为组织工作委员会筹备主任，负责民革《组织总章》的起草。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朱学范同志奔走联络，折冲樽俎，协调各方面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借出国开会之便，前往美国旧金山征求冯玉祥将军的意见，得到冯将军的大力支持。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开幕，１９４８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朱学范同志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他积极推动民革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为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继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长期担任邮电部部长职务，但仍对民革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学范同志遭到“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在身心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意志坚定，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文革”结束，他参加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后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兼任民革中央组织部长。在恢复民革组织活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引进工作骨干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８７年，他担任民革中央主席以后，领导全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积极参政议政，开展民主监督，取得显著的成绩。他热情支持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以开展咨询服务、兴办业余学校、进行智力支边扶贫等多种方式，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他高度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民革与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他强调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后，已经生病住院的朱学范同志对这个文件极为关心和重视，撰写文章热情赞扬和支持，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民主党派的一件大事。他号召民革全体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文件精神，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责，推动我国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工作中，朱学范同志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他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生活，为人平易谦和，是一位善良慈祥的忠厚长者。他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坚定的政治信仰、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全党的爱戴和尊敬。
朱学范同志一贯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经常强调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工作的重点，民革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作出贡献。他多次发表文章和对台讲话，表达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他积极与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建立联系，鼓励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他为推动两岸实现“三通”做了大量工作，早在１９７９年就提出两岸首先实现通邮的建议。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然时刻关心祖国统一问题，反复嘱咐前去看望他的民革同志，一定要恪遵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朱学范同志的政治节操和思想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民革全体党员要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为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朱学范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